
自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,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140.2万亿元,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占世界经济比重约六分之一。
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,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、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。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,从“一辆汽车都不能造”成长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,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。
科技创新成果显著,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四年位居全球第一,载人航天、探月探火、深海探测等取得重大突破。
基础设施建设引领全球,高铁运营里程、高速公路里程均居世界前列,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。
然而,在如此宏大叙事的背景下,唯独股市止步不前,成为至今仍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。过去几十年里,全球其他资本市场均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,指数节节攀升,投资者获得感满满。
尤其是作为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美国股市,更是走出了一轮长达十几年的超长牛市行情,美国股市以标普500指数衡量,从1990年至今36年间,涨幅达14—16倍。反观A股,1990年成立至今,涨幅约2.87倍,与美股差距明显。
上证综指设立36年来,名义GDP扩张数十倍,但指数长期在3000点附近震荡,被称为“36年三千点徘徊”,与经济体量明显背离。

由于股市建立初期的顶层设计失误,将A股定位为国企改革输血的“融资市场”,而非“投资市场”,导致股市从一开始就偏离了“投资者为本”的正常轨道。
截至2026年10月8日,上市公司数量已达5535家,融资的目的虽然达到了,但长期回报与经济增长明显不匹配”,数据显示,2026年上半年约80%散户亏损,指数上涨主要由少数权重股、AI龙头和蓝筹拉动,大量中小盘股长期阴跌,出现“指数涨、账户跌”的背离。
广大股民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,享受成长带来的红利,从投资股市中获得应有的回报,反而沦为被反复收割的韭菜,尤其是一些奉行价值投资理念的老股民,长期投资却被套牢在“高高的山顶上”。
一、重融资轻回报的必然结果
如今股市现状归根结底是重融资轻回报的必然结果,在融资市的基础上,上市公司把股市当“提款机”,大股东把套现当目标,而非通过经营回报投资者。从这一底层逻辑来看,股市出现的所有问题都与源于这一核心问题。
企业融资与投资者回报失衡,融资功能被过度强化,投资功能长期弱化。2026年上半年,A股IPO融资约1890亿元、再融资约4330亿元、重要股东减持约4894亿元,合计抽走超1.1万亿元。
同期中长期资金净买入仅约6000亿元。 市场“融资功能”持续发挥,但“投资回报”短板明显,散户自然没有获得感。

由于上市长期被当成“圈钱”工具和“变现通道” 而非持续经营的平台。IPO、再融资、大股东减持持续从股市抽走资金,而分红、回购和股东回报机制相对薄弱,市场缺少让投资者长期留存的收益基础。
部分企业把上市当成终点,拿到资金后,迫不及待地减持套现,分红意愿弱。之前凭借财务造假,上市后业绩迟早露馅,频繁再融资又摊薄股东权益,投资者拿到的现金回报不足,市场沦成 “抽血市场”,信心很难建立,最终只能失望销户离场。
二、法律法规至今仍在建立健全之中,长期以来的制度缺陷导致监管漏洞百出
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信用市场,而信用必须靠法律和惩戒机制支撑。长期以来,中国股市财务造假、欺诈发行、虚假披露、操纵市场、内幕交易的处罚力度偏低,导致违法收益远高于违法成本。
中小投资者维权举证难、赔偿周期长,受损之后很难拿到足额赔偿,相关法律法规至今仍未建立健全。
横向比较一下成熟资本市场的美国股市,美国证监会对于股市的监管更侧重于严格执法、事前披露监管和事后严厉惩罚,而非直接行政指令式的市场调控。美国股市监管模式:从“家长式”转向“警察式”。
1、美国股市的核心逻辑是信息披露和法治。SEC的主要职责不是预测市场走势或防止市场下跌,而是确保市场的公平、有序和透明。
严格的信息披露:依据《1933年证券法》和《1934年证券交易法》,SEC强制要求上市公司真实、完整、及时地披露财务和经营信息。

零容忍的执法力度:对于内幕交易、财务造假、市场操纵等行为,SEC会进行高强度调查和处罚。例如,对高频交易中的“幌骗”行为设定清晰红线,违规者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刑事责任。
2、SEC在特定情况下会直接介入市场运行,以维护系统稳定或保护投资者:
应对极端波动:2010年美股“闪崩”后,SEC推动了全市场熔断机制(Circuit Breakers)和个股暂停交易规则的实施,并在极端行情下要求量化机构搭载紧急停机系统(Kill Switch)。
打击新型违规:近年来,SEC对“黑池交易”(Dark Pools)进行了多次严厉处罚,并对加密货币、股票通证化等新兴领域出台新规或豁免政策, actively 塑造市场规则。
限制不公平优势:SEC取消了VIP高速托管通道,确保所有投资者在交易速度上的公平性,防止机构利用硬件优势收割散户。
3. 法律体系的动态完善
美国的证券法律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随着市场变化不断修补和强化:
安然事件后:颁布《萨班斯-奥克斯利法案》,大幅加强了对公司财务报告和公司治理的监管。
针对量化交易:近年来对高频交易的申报频率、订单停留时间等进行了细致规定,填补了技术带来的监管漏洞。

由于中国股市监管体现为行政指令式的市场调控,而且监管本身也存在 “多目标冲突”:既要防大涨泡沫,又要防大跌风险;既要支持科创企业融资,又要保护散户;多重目标叠加,导致政策很容易出现相机抉择,市场预期不稳定。
三、退市机制基本失灵,违法成本低
2001年至2018年间,A股发布800余次退市风险警示,但同时有700余次撤销,真正强制退市的公司少之又少。 2024年退市率仅0.12%,远低于美股6%的水平。
保持股市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,是这个市场必须具有新陈代谢、优胜劣汰功能,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循环生态环境,从而成为一个正常的资本市场。而A股长期以来为了达到融资目的,近年来疯狂IPO而忽视监管的结果显而易见,那就是导致大量垃圾股蜂拥入市。
退市制度过去长期处于“宽松”状态,大量经营恶化的 “僵尸公司” 留在市场,占用资源,扭曲定价,拉低了整个上市公司质量。注册制下退市数量虽然有所增加,但存量历史包袱消化还需要时间。
粗略估算,A股中毫无投资价值,位于退市边缘苟延残喘的的垃圾股占比大约为1/3,不将这些股票彻底清理出局,股市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市场。
此外,中国股市财务造假、内幕交易、违规减持层出不穷、加强监管后仍前仆后继,而且手段花样翻新,虽然罚款几十万、套现几个亿的案例并不少见,但投资者维权成本高,令违法者倾家荡产的案例几乎没有。
四、股市改革步入深水区,各方利益博弈矛盾难以化解
目前中国股市改革已步入“深水区”,各方利益的博弈核心围绕融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展开,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1、融资端,大股东上市圈钱、减持套现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
大股东与中小股东:大股东持股成本极低,倾向于通过高价减持、低价增发、关联交易等方式套现,与希望股价长期上涨的中小股东利益直接对立。花式减持(如“离婚式减持”、借道ETF等)屡禁不止,2026年上半年重要股东公告减持金额超3000亿元。
上市动机扭曲:部分企业将上市视为“套现起点”而非“成长里程碑”,上市后业绩迅速变脸。2023年至2025年上市的新股中,首个完整会计年度净利润同比下滑的比例超四成,财务造假、虚假信披等行为损害投资者信心。
2、公司治理,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错位
委托代理问题: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,管理层追求个人薪酬与股权激励收益最大化,而非公司长期价值。半价股权激励、财务“洗澡”压低授予价后再套利等行为,使高管利益与股东利益对立。
国企治理特殊性:国有企业存在“所有者缺位”和长链条委托代理问题,管理层考核与股东回报之间的绑定仍需加强。
3、交易端,机构、量化与散户的博弈
机构投资者:社保、公募等名义上是“压舱石”,但常呈现“股灾抄底、反弹减持”的波段操作特征,与散户期待的长牛逻辑存在张力。

量化交易:高频交易占比已达36.8%,算法对敲放大波动,被指与散户形成“零和博弈”,加剧市场短期化。
游资与散户:游资利用信息优势制造题材热点,快进快出收割跟风盘;散户则因缺乏信息、资金和定价权,始终处于博弈链条最末端,沦为被任意收割的韭菜。
综上,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把“融资市”转变为融资平衡、投资者有稳定回报的市场。彻底重塑市场生态,重视投资者回报,提高违法成本,摆脱重融资轻回报的错误路径,让股市回归正常轨道。
近年来,集体诉讼、巨额罚款、垃圾股退市等监管措施正在补短板,法治漏洞也在修补,但市场信用已长期透支,信心重建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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